Friday, January 07, 2005

我看大長今

我看大長今

韓劇如“大長今”為何可以廣受亞洲歡眾歡迎,是可以寫成一篇論文,畢竟拜韓流之賜,韓國電視台2003年節目出口值達4千3百萬美元,也算是一門可以探討工業。我最近下班之後,就躲在沙發中等著看第八台的“大長今”,一半是因為自己越來越不上進,一半是因為很久沒有看到如此神話般的正邪不兩立似的電視劇情。

人的年紀越大,就越難相信世間色彩唯有黑白兩種,也越來越難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就如大道收費合約,政府官員面對大眾言論,仍然是振振有詞,好像大道公司少賺一些錢,就是道路使用者的錯,在官字兩把口中,“對”與“錯”就好像沒那麼分明了。

我們的電影或電視連續劇也越來越接近現實,壞人不一定會受到處罰,好人也不一定是圓滿的結局。編導們不再強調英雄多情、紅顏薄命。君不見歐陽震華叔叔,在上至姨媽姑姐下至姐姐妹妹群中,都極為受落。主角平凡得有如鄰家的伯母伯父,劇情越來越似市井小民的喜怒哀樂。主角的性格就如普通人,有優點也有缺點,偶而討人歡喜,也會惹人討厭,或令人覺得可笑,主角已經不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而另一種追求藝術與記憶符號的電影,沒有故事,不再強調劇情,更沒有所謂的曲折離奇。我看“2046”看到昏昏沉沉,被同伴譏為對時光流逝的毫無知覺。我看完全失去江湖俠骨柔情的“英雄”,更是乏味。影劇故事發展不再是以水落石出為結局,即使電影散場了,蒙在鼓裡的主角和觀眾可能還是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看“大長今”,有完美的英雄美人、有卑鄙無恥的奸角、有忠貞的愛情、有感人的親情、有激勵奮鬥出人頭地的表現。好人不一定有好報,不過,壞人最終一定會受到處罰,再大的冤屈,也會有平反的一天。當然,我不否認劇中色彩繽紛的美食、華麗的韓國傳統服飾等,加上優美風景,都是讓我在晚上選擇對著那神奇小箱子,不願意思考的原因。

Tuesday, May 04, 2004

虐囚與權力結構

1971年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的同事主持了一項有關監獄濫權的實驗。實驗的目的是研究獄警濫權、虐囚的行為,是源自於獄警個人的人格問題,還是監獄的環境催生了暴力行為.

津巴多在史丹福大學的地下室仿建了一座監獄,並登廣告征求年輕人參加該實驗.津巴多利用心理測驗和體能測驗挑選了24個看起來心理穩定和正常的學生參加實驗,這些學生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中產階級.

這群學生隨機被分配扮演“犯人”或“獄警”的角色.被選作犯人的學生由當地的警察逮捕並帶到地下室監獄,關在三人一間的囚室裡,並被告知要被囚禁兩個星期之久.

這個實際在第六天就提早結束了,因為研究者覺得他們的實驗已經失控.被選為“獄警”的學生開始真的虐待囚犯,而被選為扮演“囚犯”的開始反抗,並想辦法逃生、逃避惩罰,且承受極大的心理壓迫.

讀者如果有興趣,尚可在 http://www.prisonexp.org/ 網頁閱讀有關實驗的詳情。津巴多的實驗,雖然存在著很多的爭議,卻廣泛的被引用來解釋監獄暴力的主要原因不在於獄警和囚犯的人格,更多是汏為監獄的權力結構.兩組學生的表現,強烈的支持了人一旦進入特定的權力結構,就會根據結構的要求作出某些可能完全迥異自己日常性格的行為.

社會學或心理學並不需要去為任何罪犯開脫罪行,許多人在極權結構或完全隔離社會的體制(如監獄、軍隊)中,仍然秉持著基本人性,只是我們必需要認清,在戰爭(無論是正義或是恐怖)及極權體制中,充斥著暴力的語言與思維,不人道與凌虐的行為幾乎是阻止不了的悲劇。

人對於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的價值判斷,很多時候是環境的產物,極難承受環境的考驗.德國納粹時代對猶太人的屠殺、中國文革時期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悲劇的除了少數極端份子之外,更多是那些平時行為正常的平凡人.這些平凡人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是他們認為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並不認為存在著“極端”或“殘酷”的成份.日後反省,他們或許也無法原諒自己當時所作的一切.

僅僅處罰有關涉及的軍人不能阻止暴力、不人道事件的再發生,只有對戰俘、監獄的權力結構及文化作徹底的反省、改造,日內瓦公約才可能會有一些意義.

Wednesday, April 14, 2004

政治戲劇中的道德

我一向不認為我們能以好人或壞人的標準去評估一個政治人物。我們看到的只是政治人物台上的演出,而所謂的道德形象,也只是台上的一部份。政治人物即使真有道德形象,登上舞台之後,道德形象也成了權力的一部份。

一個好人登上政治舞台,尤其是一個國家政治權力的最高峰之後,他所要面對的是解決社會問題和經濟成長率,在這一要求下。道德立場就必轉換成務實的思考。二十世紀,韋伯把政治責任劃分為目的倫理與動機倫理,就已經奠下了政治的評估,只能以政治人物“做了什麼”作準繩,而不是以“他想做什麼”來衡量。

高夫曼(Goffman)精彩的“戲劇理論”把人的互動以戲劇表演解說自我的產生:“每個人在日常生活呈現自己的方式,就是一種表演”。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常常是為了表演給大家看的,這是台前行為,台前代表符合社會規範、個人道德的要求,因此,人們會有意識地操控自己的姿態,以維持自我的形象。
高夫曼洞識,人們為了在台前竭力試圖展現出一個理想化形象,於是不可避免的在演出中必然的需要隱瞞某些過程。這些隱藏包括了,不讓觀眾知道在製造產品過程中幕後的“骯髒工作”,這些骯髒工作,“可能是肢體上不乾淨、半合法、粗魯殘暴、或是其他墮落的行徑”。

戲劇理論指出了人的生活除台前,尚有台後,那是我們無法知曉。社會階層越高的人,其後台與觀眾的距離就更遠。政治人物的“親民”所指的也只是台前的另一種角色,絕不可能讓人民窺視後台。後台的事件一旦曝光,許多政治人物就陷入了“醜聞”的困境。

民主政治的設計是因為人性的不完美而產生,也是因為不相信政治人物的道德,所以強調權力制衡。政治人物的上台下台,民眾無需歡呼或失望。一個健全政治制度不會因一個人的下台,就會輕易的破壞;一個缺陷百出的政治制度,也不會因為一個好人的上台,就可以輕易的被修正。

大選過後的馬來西亞,我不認為會更好或更壞,因為舞台結構一切並沒有改變。我們所看到是同樣的戲碼,只是這齣戲碼更加強調道德和清廉而已。

Friday, April 09, 2004

她在裡面敢講話

或許是自己心理作祟,3月大選後,我總覺得國會議員忙著探訪在“購物中心受傷”的小孩、忙著手指臭氣沖天溝渠、忙著詢問公寓治安的新聞照片越來越多。不知道這是否和本屆大選,許多被稱為“服務”型的國會議員勝出有關?

我倒是沒有質疑這些“為國為民”、任勞任怨的代議士的誠意。我的疑問在於原本負責各地方、社區管理的公務員到那裡去了?

住宅花園水溝阻塞了,如果居民打一通電話到市政局就可以解決,又何需須勞動國會議員與媒體新聞記者前來探詢。社區治安惡化,如果社區警察可以更勤於巡邏,居民又何必被逼邀請國會議員召開記者會?

因此,我的結論是,服務型的國會議員跑得越勤,見報率與曝光率越高,就越反映了這個國家官僚制度的無能與低效率。由於公務員事事無法“服務”人民,只好事事勞動各國會議員來“服務”人民。

國會議員“服務”人民有錯嗎?當然沒有錯,因為任何一個人要去“服務”人民都是沒有錯的。然而,由於這一次大選,媒體與政黨都圍繞在“服務”作文章,如“投國陣一票,得兩個人服務”之類的口號,所以,實有必要厘清國會議員的職責。

我沒唸過政治學,不過,中學《道德》課本上也談過,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也就是:司法、行政及立法。國會屬於把關立法這一環,因此國會議員的職責乃參與決策、影響決策,甚至是領導決策,是國家政經政策適當與否的第一把關者。

議員既要參與國家決策、質詢內閣成員,就得對政經文教有一通盤的認識,否則所謂“出席”國會,等同“出現”國會。沒有對政策利弊作功課的代議士,也不可能參與辯論,更甭談“問政”。然而在“服務”的光環下,選民彷彿忘了國會議員這原本更重要的職責。

許多民怨四起的政策,就在許多國會議員的眼睜睜下三讀通過。國會通過不當的產業發展法令,國會議員回到選區和選民一起召開記者招待會指責不負責任的發展商;議員沒有辦法在國會爭取更多預算,回來選區和選民一起為華小籌款。由此發展下去,國會議員的“服務”功能只會越來越重要。

以目前的情況,國會反對勢力太小,以致執政者的許多政策都通行無阻。實際上我國行政內閣已膨脹成一隻“大怪獸”,而國會卻成了“小媳婦”。小媳婦忍氣吞聲,無法參與決策,問政功能也不彰,唯有回到選區任務任怨作選區服務。


我唯一慶幸的是,大選後,在電視上看到華都加也有一個老翁被詢及馮寶君擊退黃家泉時說“她在裡面敢講話”,我才覺得這個國家的人民還是有智慧的。

Friday, April 02, 2004

閱讀馬克思與歷史的噤聲

我最近開始撇開一些很久以前一些自以為是的“偏見”,開始讀有關馬克思思想的一些文章,雖然就不見得讀得通。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反省,倒不是來自馬克思一些閃爍百年的灼見,而是我一直不明白我對馬克思的“偏見”究竟是從那裡來。

不知從什麼開始,馬克思主義就等同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落後”、“封閉”,這是我從不碰馬克思學說的主要原因。好像沒有人真正告訴過我,共產黨是暴力的、是落後的、馬克思學說是教條的,信奉馬克思學說的國家都會為人民帶來悲劇,然而,在我成長的過程,這一套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早就烙印在我的價值觀判斷中。雖然,我從沒碰過任何有關馬克思的文字,

教科書歷史課本中,所謂的“政黨”,如巫統、馬華公會、國大黨,都是“勤政愛民”,是帶領國家爭取獨立、為各大族群帶來和平、穩定的大功臣。而馬共,則是破壞這一切的壞人。只要社會有任何風吹草動,父母就會很緊張的買米儲乾糧,因為他們走過一段叫“戒嚴”的日子。我偶而也會隱隱約約聽人提起“有人到山上去”,就沒再回來了。

婆婆常常和我說,以前在“唐山”很苦,所以她很不順眼我放學回家,什麼家務都不作,就掉頭找朋友玩去了。在我心目中,“唐山”是一個很糟糕的地方,而那是一個共產國家。

歷史的灌輸、社會的耳語,終於形成了我對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一套“自然而然”的判斷。就如戲劇中,“奸角”的面譜一帶上,只要一出場,觀眾就期待他會作壞事一樣。

我後來知道1960年時期左翼思潮運動,知道勞工黨的崛起與沒落時,真的是“大吃一驚”,因為沒有辦法接受自己的歷史記憶原來是已經被篩選過了。一個朋友的爸爸告訴我,在他的年代,所謂的“讀書人”,有那個不是傾“左”的。

在 20世紀的大部份時間,馬克思和馬克主義幾乎是被英美學界所排斥。社會學認為人的觀念,從來就不是“天生”的,我們的觀念都是社會化的產物。每一個社會人都是社會的縮影,這包括一個人選擇書籍的判斷能力,也是社會化的結果。

我翻著一頁又一頁的馬克思社會理論,就如翻著這個國家的歷史噤聲一年又一年。

Thursday, February 19, 2004

教育從市場化至商品(一)

當我們說一個國家正在“民主化”或“現代化”,那表示這個國家尚徘徊在民主或現代的過程中,如馬來西亞。而美國,我們會說這是一個民主或現代的國家。

在這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們常常稱謂馬來西亞大專教育商品化。最近,我卻越來越悲觀,當教育等同一門賺錢的好生意,教育“商品化”過程是已經完成了,基本上,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一個把教育當成商品的社會。

教育成為商品的主要源由從教育市場化論述開始。長期以來,教育一直被視為公共事業,為國家發展的根基,因此被視為政府的責任。然而,自1980年代,世界各國政府由於教育成為沉重的財務負擔,同時面對教育體制僵化,畢業的學生無法符合市場需求的批評,於是啟動了教育權力鬆綁、教育市場化、自由化的論述。

從美國開始的所謂“以市場為基礎的教育”,“市場是分配資源最有效的工具”,自此影響了全世界的教育政策。教育市場化擁護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從經濟學裡的自由市場競爭理論開始:

第一,在教育領域引進競爭機制,可以遏止教育被壟斷的弊病,如國立大學行政效率的低落、學術能力缺乏競爭等。在教育市場競爭的包括了國立大學、私立學院、國外大學等,競爭將提搞這些教育組織的生產和分配資源的效率。論者認為國立大學在面對競爭下必需進行改革,

第二,由於市場競爭,所以生產者將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設計、生產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以有效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把這個原理放在教育市場上,這將能解決教育僵化,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能符合市場要求的難題。

其他的理由尚包括了教育的多元化,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學校將能讓更多的學生受惠。當然,教育市場化深受各國政府的歡迎,最重要的是它減輕了政府的財務預算。

教育市場化論述原本是要解決國家教育僵化的問題,然而發展至今,它非但不能解決舊有的問題,所衍生出的新問題更多,所付出的代價遠超出市場自由主義大師的預估,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教育不能等同商品。

教育從市場化至商品(二)

教育市場化論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把把教育等同“商品”。就教育的功能而言,除了具經濟功能之外,尚承載文化、社會、人文及道德等多重功能。把教育等同商品,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將難以估計。

市場理論原本就是無法計算出社會成本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環境、人文問題,無法在市場價格顯現,這是半世紀以來,人們對經濟學理論最大力的批判,把經濟理論帶進教育政策應用,百病叢生,幾乎是可以預見。

教育的目的是人格培養、職業技能訓練,就社會長遠的發展,兩項任務都重要。不過,從所謂市場需求的角度,價值等於價格,沒有價格的課程,肯定被淘汱,如人文科學、哲學、歷史等在市場需求中會完全被扼殺。

教育市場化原本希望透過競爭可以提昇教育素質,可是,市場對“教育素質”實際上只能用“學位”及“時間”來衡量,因此,各大專為了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競相用“最短的時間考取最高的學位”的賣點來招生,這就是市場化後教育素質的指標。

現在的情況是辦教育就如作生意,學校與學生的關係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大專學院淪為學位交易場所,講師與學生之間只有知識賣買的關係,在這種市場導向教育方針下,教育原有的人文、品德及修養的目標蕩然無存。

教育市成為商品走到最極端的情況是,讀最好的學院必須付最昂貴的學費,無法付學費就無法受教育,於是教育不但不能促進社會平等的目標,反而是複製社會不平等的幫兇。

教育不是生意是人的民權利,政府有責任補足市場不靈的地方,不能讓低下階層的家庭成為教育市場化的犧牲品。教育也不是職業生產所,價值不等同於價格,不能以當下的實用性來衡量,不能因為沒有市場要求就得“停產“,所以,人文教育在大專課程必須被注重。

我們把教育變成一項市場商品,然後才來搞一個三個月的國民服務,以期灌輸青年們社會價值觀,12年的國民教育加上大專教育都辦不到的任務,奢望在三個月的“生活營”得以落實,真不知是那一門公共政策的邏輯。

Friday, January 30, 2004

政治瘟疫蔓延

如果說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刺破了亞洲神話,使得亞洲金權挂勾、政經體制腐朽原形畢露,那從去年沙斯(SARS)風暴到眼前導致全球“危雞四伏”的禽流感,再度暴露了亞洲國家只顧“經濟成長”,而忽視社會安全機制的短視發展模式。

先是中國官僚隱瞞沙斯的爆發,禍延各國;如今是泰國遲遲方願承認發生禽流感,該國如今大半省份已成疫區;而印尼之前允許得病的雞隻在國內市場出售,更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各國官僚企圖掩蓋病情,顯然是因為傳染病的公佈與控制涉及了政治與經濟的敏感地帶,公布禽流感將打擊各國的經濟,這是亞洲國家不願承擔的政治代價。

美國早前發現一頭患有瘋牛症的牛,立即宣布疫情,因此遭受到數百億美元以上的損失。防止傳染病的第一道防線就是社會民眾的醒覺,為防後患,公布疫情是第一措施。

亞洲國家,面對不斷變種的病毒,卻仍存僥倖之心,導致了不可收拾的疫情。疾病本身固然可怕,但政治官僚腐敗、短視、不願承擔責任所形成的政治瘟疫蔓延才是亞洲社會一再被傳染病威脅的主要原因。

公共衛生設施不只是建立醫院,更必須有一套防疫情的控制體系,在必要時啟動機制,能夠及時對全國疫情統一的收集、匯總及報告,而相關的措施配套包括人力、資金的調動,都需要政治責任的承擔。亞洲要能有效的防範疫情首先必需遏止沒有責任感的政治瘟疫蔓延。

禽流感、沙斯、瘋牛症再加上1998年的立百病毒,再度挑戰人類對待與畜養動物的方式。“病毒比病毒學家聰明”,人類發明抗生素,卻濫用抗生素,讓細菌愈來愈壯大;同時過度開發高山森林,侵擾自然,一波波的疫情向人類反撲,在這場人和細菌病毒的戰爭中,人類除了需要學會尊重大自然,也需要有責任的政治文化去承擔防範的工作。